1935年11月，独自向南突进的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与川军发生激烈冲突，军力与补给遭受重创，被迫撤离要冲。这一败绩不仅成为徐向前军事生涯中的少数挫折之一，也彻底粉碎了红四方面军在成都平原建立根据地的企图。

要理解百丈关的失败，需从1935年6月两路红军在懋功会师说起。此时，红一方面军经历了长征已逾八个月，兵员锐减、疲惫不堪，只有一万余人，物资匮乏；而红四方面军此前在川陕间建立过较为稳固的根据地，撤离前兵力一度达数万，装备与补给相对充足。正因如此，张国焘在会师后逐渐产生与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念头，并在9月率主力向南分道回返，10月初更在卓木碉宣布另立“中央”，标志着与中央红军的彻底分裂。

10月，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向川西南挺进，攻势迅速：徐向前指挥的右翼短时间内连克绥靖、丹巴、崇化和懋功，王树声率领的左路也相继夺取抚边、达维等地，两路合围后又扫荡夹金山以南的宝兴、天全、芦山等地区，一度打乱川军部署并打开了通向成都的通道。10月下旬，张国焘制定了向雅安—名山线挺进的三路进攻计划，把主力分为左、中、右三纵队，企图先占天全、芦山、名山，随后进军成都平原建立基点。

11月中旬，中、右纵队从五家口等地南下作战，先后夺取太和场，先头部队翻越横山岗出现在百丈关前，守军李家钰部惊慌撤退，11月16日红军一度兵不血刃占领了百丈关。百丈关位于今雅安市名山区，距成都约70公里，是邛崃山脉通向成都平原的要冲——一旦越过此关，向东即为宽阔平地，直接通向成都，因此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。

然而，连番捷报也埋下隐患。一路快速进军使红军产生轻敌情绪，同时连续作战与漫长行军令部队疲惫、补给消耗殆尽。与之相对，川军在连败后重新调整态势，主事者认识到若失去成都平原对其军政根基将是致命打击，遂提高警惕、集中力量抵抗。四川省主席兼“剿匪”总司令刘湘深知此地利害，决心顽强防守，不再采取让行策略。

在这种攻守力量与士气对比发生逆转的情况下，百丈关一带的交锋愈演愈烈。红军在补给短缺与体能透支的条件下，面对川军顽强抵抗，最终在损失惨重后被迫放弃该地及南下建根据地的计划。百丈关之战因此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的重大挫败，也是徐向前军事生涯中少见的严重失利之一。